古弓致卢君书：“大悲悯”三部曲（一）/ 大悲悯：以谦卑之心凝视人性的深渊

卢老师：

新春吉祥！

您分享的悲悯论说片段极具启发性。“悲悯”也正是我近来比较感兴趣的话题。您的分享与提问为我提供了系统梳理的契机。下面从文学创作、内涵理解与大悲悯、小悲悯区分的意义三个方面讨论。

一、文学创作中的大悲悯：普世情怀的深层表达

“小悲悯只同情好人，大悲悯不但同情好人，而且也同情恶人。

······只描写别人留给自己的伤痕，不描写自己留给别的伤痕，不是悲悯，甚至是无耻。只揭示别人心中的恶，不裸露自我心中的恶，不是悲悯，甚至是无耻。只有正视人类之恶，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，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，才是真正的悲剧，才可能具有“拷问灵魂”的深度和力度，才是真正的大悲悯。”

您分享的这段文字（暂且抛开具体作品的语境）揭示了“悲悯”的层次差异与文学创作的本质关联，核心在于人性认知与艺术表达的辩证统一。

（一）悲悯的哲学分野：从二元对立到人性混沌

1.小悲悯的局限性

小悲悯陷于善恶二元对立的窠臼，以道德优越感构建单向同情。如《巴黎圣母院》中民众对爱斯梅拉达的怜悯，实则是对“纯洁受害者”符号的集体感动，缺乏对复杂人性的体察。

2.大悲悯的突破性

大悲悯超越简单道德判断，呈现善恶共生的真实人性。陈忠实《白鹿原》中的黑娃，偷盗、抢劫，甚至杀人放火，但同时对家庭忠诚和对爱情执着，这种矛盾性恰是人性本真的写照。这种书写消解了非黑即白的认知模式，直抵人生的混沌本质。

（二）创伤书写的伦理困境：从控诉到自省

显然这段话是一段文学评论。我们还应该从文学的角度理解。

1.单维度叙事的暴力性

单维度的伤痕叙事容易陷入“创伤消费主义”，如部分伤痕文学仅停留在控诉层面，缺乏对施害者心理机制的探究。这种选择性记忆实质是新的暴力形式。

2.双向伤痕论与他者伦理

作者提出的“双向伤痕论”暗合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：唯有将自身置于施害者位置时，才能实现真正的责任担当。卡夫卡《审判》中K的困境——既是体制受害者又是共谋者——揭示了现代人的普遍困境。这种自省意识，正是大悲悯的伦理基石。

（三）悲剧文学的认知革命：从宿命论到存在论

1.传统与现代悲剧的转向

悲悯主题的文学作品大多是悲剧故事。传统悲剧观聚焦命运与性格缺陷，如俄狄浦斯王的宿命论。而现代悲剧转向存在论维度，如加缪《局外人》揭示的生存荒诞性，正是人类无法克服的存在困境。巴金的《随想录》也具有同样的精神气质。

2.“灵魂拷问”的力度

“灵魂拷问”的力度源于认知范式的转变：从审判他者转向自我解剖。鲁迅《狂人日记》与《药》的颠覆性叙事（如“吃人”的话语、夏瑜对施暴于己者的“可怜”）将个体病态上升为文明的诊断：

康大叔听完一乐，详细说了起来，说红眼睛阿义原本是去向夏瑜“榨油水”的，反被夏瑜游说：“他（夏瑜）说：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。你想：这是人话么？”，于是，红眼睛阿义便打了夏瑜两个嘴巴。

一听红眼睛阿义出手了，茶馆里的驼背立马高兴地说：

“义哥是一手好拳棒，这两下，一定够他（夏瑜）受用了。”

康大叔接着说：

“他（夏瑜）这贱骨头打不怕，还要说可怜可怜哩。”

花白胡子连忙接住话茬问道：

“打了这种东西，有什么可怜呢？”

康大叔白了一眼，说道：

“你没有听清我的话；看他（夏瑜）神气，是说阿义可怜哩！”

这一句话说罢，整个茶馆的空气瞬间凝滞了，人们的眼光也跟着呆滞了，显得不可思议。

茶馆众人对夏瑜“可怜”施暴者的惊愕，暴露出启蒙现代性的根本困境：当革命者试图用“可怜”解构暴力逻辑时，大众仍困在施害/受害的认知牢笼中。这种集体性认知滞差，恰是鲁迅超越同时代作家的悲悯高度——他不仅揭露暴力，更揭露人们对暴力的理解方式本身如何成为新的暴力之源。这种将个体病态上升为人类文明诊断的书写，显示了大悲悯的品格：真正的悲悯不是简单的道德审判，而是对人性困境的深刻共情。它要求创作者既要有直面深渊的勇气，又要保持超越立场的智慧。

二、何为“大悲悯”：概念界定与内核解析

好。现在回到您的问题：什么是大悲悯？是否可以这么概括：

“大悲悯”是一种超越道德审判、直抵人性本质的精神境界，在消解人性善恶二元论的基础上，直指存在层面的终极关怀。

（一）消解善恶二元论：直面人性的混沌真相

1.破除道德符号化

大悲悯拒绝将人简化为“好人/恶人”的符号，而是揭示善恶共生的真实人性。人性的混沌恰是“人之所以为人”的真相。

当《药》中夏瑜说出对阿义说出“可怜可怜”时，实则在消解施/受暴的二元结构——这声叹息既非对阿义的道德谴责，也非自怜，而是将暴力循环中的每个参与者都视为需要救赎的对象。这种“反向悲悯”突破了传统启蒙叙事，与列维纳斯“面容伦理学”形成对话：“当我们直面他者面容时，审判权自动失效。”

2.发现恶的悲剧性

理解恶行背后的精神困境，如《复活》中聂赫留朵夫的堕落源于贵族阶层的集体无意识。这种洞察使“审判”升华为“诊断”。

3.“我亦是凶手”的自省

大悲悯要求书写者撕毁道德优越感，承认自己与恶的潜在共谋。如鲁迅《祝福》中“我”面对祥林嫂追问时的逃避，就暴露出知识分子旁观者姿态下的精神怯懦。

（二）存在论关怀：直视人类的根本困境

1.生存悖论的终极追问

大悲悯最终指向人类无法逃脱的生存悖论：自由意志与宿命的冲突、理性认知的局限、存在的荒诞（比如余华的《兄弟》）。这些命题超越具体善恶，直抵人类存在的悲剧性本质。

2.虚无中的神圣性

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明知抗争无意义仍坚持推石上山，恰是对“绝望中的反抗”的礼赞。大悲悯的终极价值——正在于看清人生“荒诞”后依然坚持——恰如我们明知人生虚无仍乐此不彼地“生活”。“无意义”本身就是意义，呵呵。说到“意义”，接下来我们就谈谈区分“大悲悯”与“小悲悯”的意义。

三、区分“大悲悯”“小悲悯”的意义

从表象看，悲悯似乎是一种普世情感；但若深入精神世界，便会发现其内核存在结构性差异——这种差异不是简单的程度之别，而是认知维度的本质跨越。

（一）悲悯的分水岭

1.小悲悯：现象层面的情感投身

小悲悯如同平面镜，仅映照善恶对立的表象世界。《芳华》中观众为何小萍的遭遇落泪，情感止步于对具体受害者的同情，却未能触及集体无意识如何将普通人异化为施暴机器。

2.大悲悯：本体层面的精神勘探

大悲悯像棱镜，折射人性混沌的本质光谱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《地下室手记》中让“反英雄”自白：“我不仅不会成为好人，连坏人都当得不彻底”，这种对人性模糊地带的勘探，才是对人类的终极悲悯。

（二）人性宿命的认领与承担

大悲悯区别于小悲悯的本质特征，在于它包含了“认知-情感-意志”的三位一体结构：要求主体同时具备理解复杂人性的智力（认知），感受普遍痛苦的共情力（情感），以及承担道德模糊性的勇气（意志）。

这种分野不是价值判断的标尺，而是认知深度的量规和人格高下的投射。当我们有勇气承认自己灵魂里同时住着冉阿让和沙威，悲悯才能真正从名词变为动词——那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，而是对人性宿命的认领与承担。

（三）警惕伪“大悲悯”

需要明晰大悲悯绝非为恶开脱，如滥用“平庸之恶”为恶行辩护；亦非道德相对主义，如“所有人都有苦衷”式的和稀泥。真正的大悲悯：是在深渊的倒影中照见自身灵魂的震颤。

探讨“大悲悯”，实为一场对人性的朝圣。它要求我们摒弃道德优越感，以谦卑之心凝视人性深渊，并在凝视中与自我、他者达成和解。您的问题恰似一面棱镜，折射出这一命题的深邃与辽阔。期待与您的进一步交流。

顺颂

春祺！

古 弓于澄怀居

2025年2月3日（农历乙巳年春日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