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不见了：当AI成为文明的“代笔者”——从复旦贺信事件看认知主权的沦陷

《学生不见了：当AI成为“思维流食》所表达的对教育技术应用的隐忧，居然在高校殿堂得到了确证：6月5日，复旦大学120周年校庆“贺信撞衫”事件网络发酵。事件暴露的不仅是高校表达能力的退化，更是人工智能对人类文明根基的侵蚀——当AI以“思维流食”形态包办认知过程，当以“模板化表达是通用惯例”作为主体性消亡固化为“正常状态”，人类正在经历一场集体性的“认知主权”让渡而异化。

一、技术僭越的升级：从“思维流食”到“文明代笔”

《学生不见了》揭示的“解题外包”现象，在社会领域已演变为更荒诞的“文明代笔”：涉事高校管理者将承载文化基因的贺信创作简化为模板粘贴，用算法替代思想，用同质化数据取代人文表达——教育领域的“学生不见了”社会化为“人不见了”。斯坦福实验中“技术代劳越彻底，能力塌方越严重”的结论，在此得到惊人印证——当AI接管公共表达，人类不仅失去思维韧性，更在文明传承中沦为失语者。

“心之官则思”，思维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。孟子将“心”作为超越感官的理性器官，强调通过内在思辨获得人之存在。而今，当AI取代个体的“心之思辨“，人类正陷入比”耳目之蔽“更深入的认知危机——我们不仅失去了对世界的好奇凝视，更丧失了”反求诸己“的精神能力。这种异化比感官沉迷更为致命：学生面对问题习惯性”外包“给解题APP；高校学者撰写论文无需”学术“，更不必经历”博学之、审问之“的思维淬炼，而是依赖AI工具完成逻辑拼装。
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涉事高校“模板化表达是通用惯例”的辩解。当组织或个体以“惯例”为名放弃思考的责任，AI便从模板取代了思考，从工具升格为“头脑”。这种辩护本质上是对主体性消亡的默许：它将文化表达简化为流水线操作，将思想碰撞降格为数据匹配，最终导致“文明代笔悖论”——看似高效传承的文化符号，实则抽空了情感共振与价值凝结的内核。

二、主体消亡：系统性“贫困化”的终极形态

《学生不见了》揭示的“经验-情感-责任”三重贫困，在社会组织层面深化为文明危机。表达同质化本质上是对“认知摩擦”的彻底抹除：管理者躲避文本构思的“卡顿与挣扎”，犹如学生在虚拟实验中失去调试异常数据的机会。当教育者率先安装“认知假肢”，如何期待学生抵御“答案快感”的诱惑？

短文中初中生“看到难题不再紧张兴奋”的麻木，在社会精英阶层肆意蔓延为对技术的集体依赖：从AI拼装的科研论文到智能生成的政策文件，人类正以进步之名实施自我阉割。《孟子》“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”的箴言在在此振聋发聩。古人“慎独”“内省”守护的主体性，而今被“模板即惯例”的辩护消解。这种制度性的“脑梗“将技术依赖合法化为行业规范，实则是阿伦特笔下的“平庸之恶”——在“惯例”庇护下心安理得地放弃思考的权。

三、认知主权：守护思想者的最后堡垒

“保护笨拙的试错、痛苦的纠结”，不仅是教育命题，更是文明存续的根本命题。当某智能平台推出作文“防沉迷模式”时，我们看到了技术自省的微光，但这远不够——需要重建的是人类对“认知主权”的捍卫意识。复旦经济学院朱伯康教授断代史写作中体现的历史自觉，恰是思想者对抗算法殖民的典范：坚持用个体生命体验书写经济变迁，而非将宏大叙事交给数据模型。这种“低效却真实”的认知姿态，应当成为抵御技术霸权的文明底线。

孟子以“先立乎其大者，则其小者不能夺也”告诫世人：唯有确立“心之官”的主体地位，才能抵御外物的侵扰。在AI进步的当下，“立乎其大”意味着重建对“思”的信仰——在贺信写作中拒绝模板、在科研中拥抱异常数据、在教育中容忍必要的“认知疼痛”。这种对“心之思辨”的坚守，不仅是技术伦理问题，更是对中华文明核心精神的传承：当学生在作文生成器前停顿三秒，选择亲手写下第一个字；当学者在AI写作按钮前目光转向书架，文明的火种才得以在个体思维的灵光中延续。

结语：芦苇的尊严

“人是会思考的芦苇”，但当芦苇的摇曳被AI固定为标准姿态时，帕斯卡的宣言更显悲壮。唤醒《孟子》“心之官则思”的古老智慧，在表达时拒绝“模板化惯例”、在科研中拥抱异常数据、在教育中容忍必要的“认知疼痛”，才能让人类继续作为文明的创造者而非搬运工存在。否则，我们不仅戴着技术枷锁，还将枷锁误认为自由的勋章而欢呼雀跃，难免“人不见了”的终局。

2025年6月10日于古弓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