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豆”“豆”

五一那几天，朋友圈里都是“风景这边独好”，我们却在“劳动光荣”。

说是劳动，其实全是贪嘴。头一日，上山，妻子钻进齐腰高的荆棘丛里摘“红幺”，手背划出几道白痕，换来一篮红艳艳的野果；我望荆棘却步，只远观，拍照，尝鲜。下午又陪着去採“山嘟”，她看着染得乌紫的手指，笑说是刚作案的铁证；我接了一句：“不解藏踪迹，浮萍一道开。”

第二天，继续“光荣”，下地，採蚕豆，摘佛豆。

在豆丛里压低腰，手指掐住豆荚根部，一拧接一拧，感到一声声脆响，没多会儿，竹筐便沉甸甸的。直起腰来，五月的太阳已经有了初夏的力道，晒得后颈发烫，汗珠顺着鬓角渗出。那一刻我倒真觉着自己像个农夫了，虽然这“劳动”，大概只能算郊游加零食扫荡。

然而有意思的事，恰恰藏在这弯腰之间。我打小知道，这种豆荚鼓鼓的、剥出来豆粒扁圆的叫“佛豆”，另一种嫩绿浑圆的叫“蚕豆”。有一回，外地的朋友来做客，我得意地端上一盘“葱油佛豆”，他愣了半天，筷子悬在半空：“这……不是蚕豆吗？”

我笑了笑，夹起半瓣豆片：“你看，这样子，像不像庙里菩萨的耳朵？听老人讲，这豆叫‘佛耳朵’，叫白了，就成了‘佛豆’。”朋友学着东阳腔，幽了一默：哦吼——，原来是你们东阳人的象形叫法。

其实，这叫法，不止“形象”；古汉语里，“佛”有“大”的意思，这名字里，还藏着一份对豆类中巨无霸的由衷敬畏。更有意思的是，“佛豆”之名或许源于明代，据史料记载，这豆当时从云南传入，而“滇为佛国”，因此，这种个大饱满的豆就被尊称为“佛豆”。

而“蚕豆”这名，在东阳，又偏偏张冠李戴，安在了豌豆的头上。这种叫法上的错位，在外人听来，不免有点乱，其实满是古意。把豌豆叫“蚕豆”，是因为它熟在养蚕的时节。元代《农书》里“蚕时如熟”的古语，就这样朴素地嵌进了方言里，一叫便是几百年。

这么一想，我们东阳人的这份“拧巴”，反倒成了一种固执的浪漫。无论是“佛豆”寄托的敬畏与想象，还是“蚕豆”铭刻的时令与劳作，都是把天地、信仰和日子揉在了一处，裹在一个最寻常的称呼里。这哪有混乱，分明是一种自在而笃定的秩序。

採摘是开心的，享受成果则更欢愉。

剥开豆荚，一颗颗碧玉似的硕大豆瓣滚落，用清水冲净，可以做成一样好吃食。起个油锅，切几片薄薄的东阳火腿，煸出香味，将豆子倒入翻炒。看着它们在热锅里从嫩绿变成翠绿，豆皮微微起皱，转小火，加入喜欢的香料，沿锅边淋一小碗水，盖上盖子焖煮。

等待的间隙，豆子的清香混着火腿的咸鲜，在厨房里弥散开来。这是一种很踏实的香气，不张扬，却能把心熨帖得平平整整。出锅前撒一把葱花，装盘上桌，一盘葱油佛豆，香喷喷、油亮亮的，勾着人的食欲。

夹起一颗，送进嘴里。舌尖最先触到的是火腿的咸香，轻轻一抿，豆瓣便在口中化开，满嘴都是豆子的软糯，接着，春天特有的鲜甜便妥妥落肚。这滋味，是土地的馈赠，也是时间的味道。

过两天就是立夏了。忽然就明白，家乡人为什么把“佛豆”叫作“春天的尾巴”。它用尽一个季节的力气，结出饱满的果实，只为在春末夏初的餐桌上，完成一次温柔的告别。

窗外是即将入夏的喧嚣，屋里是那盘不动声色的豆。我想起《诗经》里的句子：“采菽采菽，筐之莒之。”几千年来，人们采摘、收获、烹煮，在最平常的日子里，品味着四季流转。而方言，就像一位沉默的史官，把这些关于时令、劳作、信仰的记忆，都封存在一个个看似“名不正言不顺”的词儿里，等着一代又一代人去开启。

那一餐，就着这一盘豆，我竟慢慢地吃了一个黄昏。吃到最后，嘴里尽是春天的鲜甜，和家的安耽。

这滋味，唤醒味蕾，也唤醒了荷尔德林的诗句：人充满劳绩，但仍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。这“劳绩”，可以是五月的弯腰，可以是染得乌紫的手指；也可以是一小篮鲜红的“红幺”，或是一筐沉甸甸的佛豆、蚕豆。诗意，不在远处，不在它乡，就在这寻常的日子里，在一颗颗顺应天时、被人用心品味的“豆”“豆”里，悠悠地安居着哩。

2026.5.6 于古弓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