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到了学生眼中的星光

谨以此文致敬大先生——题记

翻到四十年前在上海学习时的一张老照片，照片背面，有一句当年听了许多课后最强烈的感受：“我看到了学生眼中的星光。”。

照片中，钱梦龙和林炜彤两位先生站在一起，都穿着中山装，轻轻松松的神态，淡淡地笑着。

那是一九八六年，导师林炜彤先生带着我们“省中语研究班”的同学，到上海学习。转了好几所学校，听了钱先生的课，还听了其他几位名师的课和讲座。

钱老师的课是林先生领着我们一起听的。钱老师站在讲台上，瘦瘦的身体笔挺，说话声音不大，但清清楚楚。他不急着讲课文，先问了两个问题，学生答不上来，他等一等，再问。问到第三个问题了，有个学生举手，说得不全。钱老师点了点头：“好，有门了。”顺着这个“门”，就把学生领进了课文。

这个“领”，不容易。做老师的，常常是“催”着学生走，“催”不动，就“推”；“推”不动，就急。钱老师不催不推，只找门。每个学生心里都有一扇门，找着了，自己就走进去了。学生学同一篇课文，东南西北，大小宽窄，各有各的门。找门，是急不得的事；越急，他们越找不着门。钱老师擅长的，就是为学生“找门”。

于漪老师当年不在上海，没能听到他的课，心里一直惦着。翌年，回县上。语文教研员马树连先生派我去上海打前站，联系语文教研大组听课学习。我又趁机跑了几所学校，这回终于听了于漪老师的课，也听了卢元老师的课。

现在想起来，那年月的人，做事是认真的，对求学心切的年轻人，是热忱的。我拿着一纸县教育局的介绍信，从一个学校跑到一个学校，门卫看看，就让进去了。找到教室，后头找个空位子坐下，也没有人问你是谁，从哪里来。课听得下去，就听；听不下去，悄悄地走。当年，上海的教改走在全国前头，听课的人多，上课的也不慌，课该怎么上还怎么上，不做秀。

卢元老师当时任复旦附中教导主任，磐安冷水乡人，与我这个道地东阳人也算是老乡。头天晚上我一到上海就按约去拜访了他。他住在一栋老楼里，客厅不大，书不少。记得那天他正感冒有点发烧，但看到家乡磐安学校来人，很高兴，问长问短。我说到上课时的一些困惑，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备课本，递给我看。那本子写得密密麻麻的，不是教案，是备课笔记。每一课后面，都有好几段相关文字，有的是古人的评点，有的是今人论述，更多的他自己的心得，与教参上的完全不同。我想，他是在告诉我，我的那些所谓困惑，都可以在备课中解决。那天晚上，他送我到门口，由他夫人陪着我去复旦招待所住下。

第二天听他的课，果然与众不同。上的是一篇古文，他不怎么看课本，眼睛一直在学生身上。读到要紧处，随口引一段别人怎么说，再引几句自己怎么看，又问学生怎么看。卢老师提出过“教学八法”：“预、引、比、联、理、读、练、摩”。这就是“引”“比”之法。课上引的东西，不多不少，刚好显出几个比对点，为学生深入理解铺上了路。卢老师的板书也干净，学生对照板书一“理”，课文清清爽爽。卢老师善于为学生“铺路”。

后来才知道，卢老师的“五有”备课法：脑中有纲、目中有人、手中有法、案中有料、课后有思。这“案中有料”，最见功夫。所谓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你肚子里有货，才能在课堂上随手抓起，铺下去，学生就走在了你铺就的大路上了。“自己没有，教参来凑”，只能照着参考书说。你说的时候，学生兴趣缺缺；你还没说完，学生就忘了——学生忘的，居然比你说得还快呢。

于漪老师的课朴朴素素的。她也不急着切入课文，先让学生背春天的诗句，背着背着，课堂里似乎春风拂面。在春风、春意中学生把书翻到了朱自清的《春》那篇课文。于老师先是读。读得很慢，读到好的句子，停一停，眼神落在每个学生身上，接着读。学生不说话，挤在一起听课的教师也没人发出声音，教室里很静，是大家都在听、在品、在想的静。

读完，她问：“你们听见了什么？”

有个学生说：“听见了声音。”大家都笑了。

于老师也笑，说：“声音里头有什么呢？”

那位学生想了想，说：“有感情。”

于老师点点头，说：“对了。文字的声音里头，是有感情的。读书，先要把这个感情听出来。”于老师的课，最是“入情”。

我立即想到了自己教语文，常常先把一篇课文拆成零件，字词句篇，结构中心，条分缕析。再好的文章，也经不起拆解，拆完了，文章碎成一地，也死了。于老师先不拆，她让学生先听、先感受，先让整篇文章活起来。文章在学生心中整个儿活了，再分析也不迟。

听了两位先生的课，我在听课笔记上写了一句话：“在他们的课上，我都看到了学生眼中的星光。”又翻出去年沪上听课后与几位老师的合影，在后面都写上了“我看到了学生眼中的星光。”这话有点煽情，但当年的感觉确实是这样。在他们课堂上，学生的眼睛是亮亮的，是自己燃起来的那种亮。

钱先生、卢先生、于先生，还有我的导师林先生，他们都是我心中的“大先生”。大在哪里呢？我想，大在“有自己”。钱先生有“三主四式”，卢先生有“教学八法”，于先生说“一辈子做教师，一辈子学做教师”，林先生说“做教师一辈子幸福”。这些说法不同，但都有个自己住在里头，这就是“自在”了。更要紧的是，不单教师自己“自在”了，更要让学生也有个“自己在”，在他们的课堂上，人人“自在”。做教师，做到了自己和学生都得“自在”，就成了“大先生”。

那一年，林先生带我们去了许多地方，听了许多课，回来以后，问我们：“听了这么多课，有什么感想？”

大家说了很多，先生听着，不点头，也没摇头。等大家说完了，他慢慢地说道：别人的东西再好，是别人的。你要找到自己的。于老师“不嚼别人嚼过的馍”，大学问哪。

“要找到自己的”，我的“自己”在哪里？也就在那时，我开始在诚心正意地教书中“找自己”，真正开启了“在讲台歌唱生命，生命在讲台歌唱”的语文教师生涯。生命、歌唱也就成了教学的主色调，成了对抗教育多动症的主心骨。

在大学讲台，我把先生们的东西一点一点地传给学生，他们怎么上课，怎么读书，怎么待学生，还有那些课例。传着传着，先生们却一个一个地走了。

二〇二四年，钱梦龙先生、林炜彤先生、卢元先生相继仙逝。今年三月，于漪先生也驾鹤西去。他们退休之后，依然守着语文教育这块“麦田”，守着守着，就守到了九十多岁，守到了生命的最后。林先生守得久一些，一百零五岁。似乎老天也肯多给教书的一些时日。仁者寿，这话是不错的。

翻检那些听课笔记，一些人的名字渐渐淡去，但他们站在讲台上的样子，却越来越清晰。那种神采，不是装出来的，是自然地生长在读书、教书的时光中的。从从容容的，就是教师本来的样子。

2026.3.22 于古弓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