哦吼——

《“豆”“豆”》这篇文章的起点，就在双指拧下豆荚的一瞬间。

蹲在田边，手指扣在豆荚根部，轻轻一拧，“啪”的一声脆响。这声音我听了无数次，却从来没有为它写过一个字。直起腰时，一个问题钻进脑袋：我手里这豆，到底该叫什么名字？

我打小叫它佛豆。可在外乡人嘴里，它是蚕豆。而我们东阳人说的蚕豆，偏偏又是豌豆。这团乱麻，绕了我好些年。那天地里直起腰来，我忽然明白，这不是混乱，这是故事。动笔的念头，就这么来了。

真正让文章活过来的，是我的祖母。当年问她为什么叫佛豆，她拈起一颗饱满的豆瓣，贴在右脸颊，侧过头眯着眼说：“你看，像不像菩萨的耳朵？”那语气、那手势，特别是声音里自带的温度，是任何书本里读不到的。她把一个古老的命名，用最家常的方式递到了我面前。从那一刻起，我便知道，文章不能写成考证，得写成她的说话的样子——慢悠悠的，带着点东阳腔，像坐在老屋檐下剥豆时，随口讲起的那个故事；坐的还是一张旧竹椅，一晃身子，就会咯吱咯吱地叫着。

标题《“豆”“豆”》，可以说是瞬间的灵感。两个“豆”字挨在一起，像两个豆荚并排挂着。看起来相近，叫起来一样，可真剥开了，一个是佛豆，另一个却是蚕豆。这个题目本身就是一则小小的寓言：叫的是同一个名字，装的却是两个世界。

结构上几乎没费心思。采→疑→解→烹→品→悟，这是事情本来的顺序。我是顺着走的。但回头想，太顺了，每个部分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没有一处闲笔，真的好吗？好的散文，本该是生活的样子，带着点毛边，一只掠过晴空的鸟，或者某个无关紧要却鲜活的插片。我握笔太紧，少了些随性，也就不太“散”文了。

采摘那段。初稿里只写我一人，后来妻子加进来了。不为热闹，只为实诚。那天是她钻进荆棘丛，手指被桑葚染得乌紫；我只拎着个篮子，看青天鸟飞，挑几颗大个果子尝鲜。“望荆棘却步”，比坦白“我怕刺”更委婉，也更轻巧。“不解藏踪迹，浮萍一道开”，不是掉书袋，是她伸手时我脱口而出的话。那一刻真的觉得，夫妻之间默契地贪嘴的小小快乐，值得用最美的文字、重重地写一笔。

更难的，是写那个“佛”字。

一个“佛”字，牵扯的东西太多。菩萨耳朵是形象，“大”是古义，云南“佛国”是史料。三样堆一起难免生硬。最后我选了朋友的那声东阳腔的“哦吼——”破局。“哦吼”中的“吼”不能读成普通话中的“hǒu”。在东阳话中，这两个音发成“O-Ho——”，模拟的是一种上扬后尾音拖长的语调，是东阳话里惯有的“恍然大悟后拖一声长腔”的调调，若当时写成“哦嗬——”，可能更妥帖。但不管怎样，这尾音一拖，就把考据的硬壳敲开了。读者兴许会跟着他笑，再读到后面的史料时，就会觉得是在听人闲聊。可我也清楚，三个缘由并列，求全了，却散了力；若只咬住“菩萨耳朵”这一个最温暖的说法写，或许会更笃定，更动人。

文章更大的遗憾，藏在“贪嘴”二字背后。

我自始至终以“贪嘴”定义这场采摘，说起来轻松，到遮蔽了更深沉的东西——那几天，钻荆棘的是她，染乌手指的是她，坐在厅堂里弯腰剥笋壳的也是她。她的付出，被我用“贪嘴”二字轻轻揭过了。文章里有自嘲，却没有把那份疏于参与的惭愧翻开来，坦诚地写一写。若能在结尾处，不是只写“家的安耽”，而是添一笔“她的辛苦”，那么，“诗意栖居”四个字，才会有更沉实的重量。“诗意”，从来不会凭空而来，是有人承担了那些不那么诗意的劳绩。

烹豆那段，写的是母亲。她做葱油佛豆，还有咸肉炒蚕豆什么的，看似随意，却凭手上功夫，步步稳当。油的温度、食材下锅的次序、焖煮的时间，全是几十年练出来的肌肉记忆，是一种“不张扬”的厨艺。而“不张扬”这个词，后来成了我对母亲厨房形象最真切的记忆。“香喷喷”“油亮亮”，两个叠词挨挨挤挤，语言自己也变得好吃了起来。对香气的描写，嗅觉渗入心底，踏实的温暖熨帖在字里行间；品尝时写豆瓣在口中化开，由咸转糯，由糯回甘，在味道的层层堆叠中，时光与爱渐次展开。

结尾改了一遍又一遍。

最后一段是后来补上的。我想把荷尔德林那句“人充满劳绩，但仍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”，拉回人间：劳绩，可以是五月里的一次弯腰，可以是染得乌紫的十指，诗意不在远处，不在他乡，就在一颗颗顺应天时的豆子里，在一声声“哦吼——”“······着哩”中。《诗经》中“采菽采菽，筐之筥之”，与西方诗句在结尾相遇；方言则像一位“史官”，将时令、劳作与信仰悄悄封存。

最后一句，初稿是“人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”，太文气了，不像是从那盘葱油佛豆里长出来的。后来改成“诗意在怱油佛豆里安静地住着”，不仅读着局促，意思也飘。正费心思，突然听到妻子在打电话时说一句“他忙着哩”。那一刻，轻舟靠岸，我知道，就是它了。

“着哩”，吴语里一个极轻极柔的句尾词，只表达一种状态：事情正安安静静地发生着，不急不躁，刚刚好。把它放在“悠悠地安居”的后面，“好着哩”！着哩两字一落，整篇文章才算真正落地，回到了东阳老家。这样看来，不是我在写文章，是东阳话在替我发声。“着哩”与那个“哦吼”，都很东阳，但多少带点“讨巧”的成分。最理想的状态，是整篇文章的语言足够“东阳”，“着哩”“哦吼”这些语气词不过是水到渠成的点缀。我的文章，离真正东阳土话那种“不衫不履”的松快，还有一段路。

每个人对语言文白、雅俗、深浅，宽窄，长短，轻重的感知都不一样。有读者说：“五一”只有一天，“那几天”不通。确实，按历法，不通。但散文的时钟，不必跟着日历走。“那几天”，是经验的时间、感受的时间、心理的时间。改为“五一假期那几天”，固然通顺，却缺了随口闲谈的松弛，少了乡间故事的自在。张岱说“文有不通而可爱者”，我愿意保留这点毛边，留住生活可爱的样子。

文章写完，得失也大致翻检。有的可以改，有的改不了。比如语言雅与俗之间的那道缝隙，不是一篇文章能填平的；比如那份惭愧，也不是在结尾补一句话就能释怀。但把这些遗憾摊开来看清楚，本身就有一点意义，它让写作这件事，不至于变成一场自我陶醉的表演。

《“豆”“豆”》本质上不是什么“方言考据”，也不是“乡土美食”记，它只是一次固执的提醒：那些你从小喊到大的称呼里，可能藏着一段你还没听过的故事。而那些弯腰采摘、灶前守候的时刻，可能正是你生命里最诗意的部分。

荷尔德林说得没错，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。可你想过吗，这诗意就蹲在一盘葱油佛豆里——油亮亮、热腾腾、香喷喷的，等你夹起一颗。而旁边，往往还坐着那个愿意为你钻荆棘、为你十指染乌的人。

至此，我方明白，诗意，得自己活出来，更得有人愿意为你弯腰，为你劳作，让你能安心地“好着哩”。

——谨以此文，致敬生命中三代女性的善良与劳绩

2026.5.9母亲节前一日 于古弓斋